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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主教团[11]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7],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3]梅塞尔·焦万尼·本蒂沃利(MesserGiovanniBentivogli,1438—1508),安尼巴莱·本蒂沃利之子。其父被杀时,他才七岁。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1462—1504)。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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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2]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因此,我的结论是: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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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圣·乔治(San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14]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AlberigodaConio)即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团首领。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因此,路易十二世犯有这样五个错误:他灭掉弱小的国家;扩大了在意大利的一个强国的势力;把最强有力的外国人[27]引入意大利;他既不驻节那里;又不遣送殖民到那里去。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注册即送彩金的电子平台[4]菲利波门(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外为“希腊的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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